很多年过去了，每次想起陶大嘴老师，印象最深的，不是他教给我们的那些课本知识，而是那些被别人看成“不务正业”的书法课、音乐时间。
陶老师第一次迈进我们教室，就爽朗地自报家门：“我姓陶，往后你们就喊我陶老师。不过我心里有数，你们也会叫我‘陶大嘴’。”说完，他咧开嘴笑了起来，那一排牙齿长得参差不齐，格外显眼。接着他又补上一句：“我之前在别的学校，大家也管我叫陶大嘴。”这一下，教室里像炸开了锅，同学们哄堂大笑。胆子大的同学小声地叫着“陶大嘴老师”，陶老师不但没生气，感觉还挺乐意大家这么叫他。
陶老师是临时借调来的语文老师，他瘦瘦高高，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。平日里，他老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，每颗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，上衣口袋还插着两支钢笔，看着特别精神。
我们小学是联合小学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几个村子联合成立的乡村小学，条件简陋，连个正经的操场都没有。课程也少得可怜，除了语文和数学，其他科目压根儿就不开设。同学们都跟野孩子似的，上课时思想开小差，小动作不断，写的字更是没法看，歪歪扭扭的，跟虫子爬似的，下课后就满校园疯跑，打架、骂人这些事儿更是屡见不鲜。
陶老师看到我们这一手烂字，眉头紧皱，他严肃地说：“同学们，字如其人，你们瞧瞧自己写的字，多难看。从今天起，每周三下午加一节书法课。”那时候，学校根本没有字帖，陶老师就自己动手，用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、工工整整地写下范字，然后一个一个地纠正同学们的握笔姿势。他那双粗糙的大手，握住我们的小手，带着我们一笔一画地写横竖撇捺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：“写字得用心，心正则笔正，记住了没？”不仅如此，陶老师还时不时地组织书法大赛，奖品都是他自个儿掏钱买的，作业本、铅笔、橡皮，大家都特别稀罕。
音乐课，在我们学校更是件奢侈事儿，学校里连一件乐器都没有。没想到，某个周五下午，陶老师兴高采烈地宣布：“同学们，今天咱们上音乐课！”说着，他拿出一把二胡，坐在讲台上，咿咿呀呀地拉起了《二泉映月》。陶老师拉得很投入，脑袋跟着节奏一晃一晃的，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每周五最后一节课，就成了雷打不动的音乐时间。陶老师还会吹笛子，我觉得他笛子吹得比拉二胡好听。一年下来，我们跟着陶老师，不但知道了好多民族乐曲，还学会了唱《我的祖国》《十五的月亮》这些好听的歌曲。有时候，陶老师还会让我们上台朗诵诗歌，他说：“文字也是有韵律的，读好了，那感觉就跟唱歌一样美。”
有一天，陶老师让我从家里带一条麻绳来，还特意叮嘱要长一点的。结果，麻绳带到学校，陶老师拿着它走进教室，大手一挥，高声喊道：“同学们，咱学校没有体育课，没关系，咱们自己创造体育课！”说完，他带着我们来到学校那块尘土飞扬的空地上，玩起了跳绳。同学们分组轮流跳，谁跳的次数多，就能得高分，陶老师还有奖励。后来，陶老师自掏腰包买了两副羽毛球拍，可是学校没有球网咋办，他就找来一根晾衣绳代替。谁能想到，就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，县体委来学校选拔运动员的时候，我们班居然有五个同学被选中了，后来还都考进了体校。看到自己的学生有出息，陶老师笑得合不拢嘴。
陶老师教我们的时候，已经五十出头了。他的家在二十里外的山坳里，每周五放学后，他都得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赶回去，周日晚上再赶回来。有一回下大雨，周一早上陶老师才到，他走进教室的时候，裤腿挽到了膝盖，上面溅满了泥点子。他气喘吁吁地跟我们解释：“同学们，路上小河涨水了，没办法，绕了五里山路，这才来晚了。”说完，他又咧开大嘴笑了，好像这一路的折腾在他眼里，是件特别有趣的事儿。
陶老师讲课特别有意思，经常说着说着就跑题了。讲《岳阳楼记》的时候，能从洞庭湖的美景扯到当地的传说故事；讲鲁迅的《故乡》，又会突然说起自己小时候偷西瓜的那些糗事儿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两年后的夏天，陶老师要回原学校了。讲完最后一节课，他像往常一样脸上带着笑容对我们说：“同学们，以后要是读到好文章，记得读出声来，文字可是有声音的。”说完，他拎起那个黑色人造革包，大步走出了教室，那瘦高的背影，在夕阳的余晖下渐渐拉长，最后消失在小路的尽头。
很多年过去了，每次想起陶大嘴老师，印象最深的，不是他教给我们的那些课本知识，而是那些被别人看成“不务正业”的书法课、音乐时间。有时候我就琢磨，看似“不务正业”的事儿里，也许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就像陶老师常说的：“课本之外，还有生活。”
徐龙宽
